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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商人应离利益近一点,不会抱怨的人

浏览次数:184 时间:2019-11-06

铝道网】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我就不说我自己的故事了。我觉得中国目前存在一个繁荣时代,比唐朝、宋朝的繁荣、康乾盛世的繁荣更加美好,其中的原因是中国历代的繁荣是来自于中国战争的减少,以及人口资源的增多等等,这次的繁荣是在人口,其中有一种力量毫无疑问是来自政府的力量,所以我们要感谢党、感谢政府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在改革开放30年的状态下,持续稳定和繁荣,从政策上到体制上,尽管我们现在到体制和政策还有局限,以及我们进一步期待体制和政策的改革,但是毫不夸张今天这个局面,政府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政府本身想要一个社会这么繁荣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我们有第二个伟大的力量出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我们现在是靠前次真正把商业的力量当做力量来看待,作为改变中国,使中国真正繁荣、真正发展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来对待。在中国历史上,商人从来没有地位,但是在今天,商人是有地位的,尽管这个地位,我们认为远远不够,但是毕竟我们有了像柳传志这样的人物。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原因使商业不能发展。 靠前,是儒家精神所带来的商业冲突,因为儒家是讲究农业文化,跟西方的对等状态是矛盾的,所以在思想对等的时候,包括唐朝、宋朝、明朝,到后来的萌芽,跟中国后期严重冲突。 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任何一个朝代都出现了一个局面,前面我们意识到中国古代的道德尽管有我们要继承的地方,但是由于农业时代已经过去,打破一些规矩,走向新的商业格局,刚才我们说到商业软实力,真正的软实力不是技术、不是人,真正的软实力是精神,包括公开、透明、契约精神,所有这些都需要社会共同遵守,企业家共同遵守,但是这些远远不够,有时候一个地方的书记一句话、政府一个政策就改变了现状,这是不对等的表现,但是商业的改造并且继承中间的改造,会带来新的真正长久的发展,我认为这是真正的软实力,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的实力,对于这种商业的形成,对于这种商业软实力的形成,需要企业家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我们今天看到另外一种现象,这个现象从古代到现代都有出现,并且都没有改变过,就是如何防止政府和商人过份勾结,而这个东西一旦形成,就会带来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带来了对于其他人在商业分配过程中的不对等现象,所有这一切,我觉得都是现在中国商业社会要解决的问题。 站在未来看现在,中国正在面临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要不就是我们能够通过商业力量和政府力量的合作,带来中国未来长久的,源源不止200年、300年的繁荣,在中国有一个特别伟大的特点,在中国几千年来禁止做生意,但是中国人特别有做生意的能力,甚至这种能力远远超过犹太人集团,当一个民自由商业,能够做商业的时代,都在通过这种商业进一步发展,而这种商业是民营企业,尽管国有企业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我认为在未来对GDP的增长,以及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作用更大的,应该是在民营企业家身上体现得更加持久,政府能不能够继续支持民营企业,是中国商业未来成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困难环境,中国的企业家总是把自己称为“企业家”,说到底就是在做生意,做生意说到条件就是有利可图,有利可图就是把利益较大化,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无数不想看到的现象,包括前段时间出现了毒胶囊事件,但是这也是必然的现象,包括苏丹红等现象都是在利和弊的发展中出现,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在一个落后的同业时代、商业时代走向商人时代,所以对商人不一定没有好处。让商人知道什么叫诚信经营,什么叫可持续经营。我们今天的会议让各位商人知道在商业的变革中间,要遵纪守法,每个人都是按照商业的变革在做事情,都是按照农业之道、商业之道在做事情,所以中国的商人离利益尽可能近一点,离政府尽可能远一点,这就是中国商人未来的希望。

铝道网】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再次推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完结之作《浩荡两千年》,试图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 吴晓波坦言,创作《浩荡两千年》并没有写《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那样的兴奋和高兴,而仅仅是一种完成,完成了一项“用比较通俗的方式来描述中国商业史”这样的工作。虽然通俗,但吴晓波对于历史和未来的那种沉重感却丝毫没有减轻。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 经济观察报:美国学者费正清曾经在其《中国与美国》一书中,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较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而你写完《浩荡两千年》后的较大感悟也是“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包括你在《大败局》中也认为很多企业的失败,都是表现出强烈的政商博弈的气息。梳理完两千年商业史,请你对费正清先生的问题做一个回答。 吴晓波:费正清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45年,在今天,仍然具有显著的当代指向性,这表明,他提出的是一个“历史性的中国问题”。费正清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其实对此间接地做出过回答,他发现“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答案其实就在这里——中国商人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在中国由于一个超级强大的集权型政府的存在,它控制着关键生产资料的配置,甚至在一些时刻亲自“下场比赛”,因而逼迫着民间资本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民间商人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托庇于政治权力之下。2011年,乔布斯去世,国内政商界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在我看来,答案其实也在这里——中国存在着太多、大大小小的、争取捕鼠特权的“乔布斯”,因而抑制了发明捕鼠器的“乔布斯”的诞生。 经济观察报:你能否从政商关系的角度解读一下中国商人“富不过三代”的现象? 吴晓波:中国的经济形态,由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演进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成为了世族经济,进入隋唐之后,日渐呈现出“士商合流”的趋势,到宋代,终于定型为士绅经济,历经一千年左右的演进至此,其后再无进步。这三种经济形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官商经济。在这种日渐制度化的经济形态之下,商人财富的百年传承便与其家族和政府的密切度有很大关联性。所谓“富不过三代”,并不仅仅因为中国的商人没有积累三代财富的智慧,而是因为,财富的积累从来托庇于拥有者与“官”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则必然是脆弱的和不对等的。试想,财富的安全性都不能得到保证,又何谈可持续积累?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实:中国商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争取到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也不能在法理上确立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容统治权力侵犯。 经济观察报:创作完《浩荡两千年》,你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较重要因素。那么,政府和企业该从历史中借鉴些什么?政府该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色?企业又该如何与政府平等相处? 吴晓波: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提出了国家通过控制盐铁等重要生产资源以获得专营收入的政策,自汉武帝之后,历代政权都强调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所谓“民不益赋而国用饶”,老百姓没有感觉到赋税增加,而政府财政收入却非常富足,惟一的办法就是“寓税于价”。正是这一历史传统,使得中国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治理模式,到20世纪初,这一传统又与流行的社会主义划经济理论熔为一炉,以至于国家机器对工商业的控制从来没有放松过。本轮改革开放从开始的靠前天起,就试图调整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重新定义其作用,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论战、关于“球员与裁判”的讨论、乃至当前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都与此有关。我觉得,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被认真地讨论过,很多人试图回避它,试图绕开它。 商业发达而商人被遗忘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宋朝这样一个空前的工商盛世,财富空前积累,却找不到著名的巨商大贾? 吴晓波:两千年国史上,有五次民间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分别是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到天宝盛世、北宋百年、康乾盛世以及北洋政府时期的民国,有意思的是,只有在文景和民国时期出现了以自由贸易为前提的大商人集团。这当然与不同时代的制度安排有关。从历史材料上看,在大多数时期,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产业上形成了“楚河汉界”。民间只能经营分散且利润微薄的中下游行业,而政府则控制了易获得暴利的上游产业。为了经营这些垄断资源,宋朝公开允许官员经商,通过这种方式,财富大量积聚到了官员手中,这些人成为因特权大获其利的“权贵资本集团”,他们既是官员,又是商人,而史书却不会标记他们“商人”的身份。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明朝会出现晋商、徽商等商帮?商帮是中国独有的商业现象吗? 吴晓波:在世界商业史上,很多国家都出现过商帮,如威尼斯商人、中东商人等等,不过在中国,商帮的出现是在明代。明朝时,晋商和徽商的崛起都跟盐业有关。明初,为了供养在边境驻守的庞大军队,实施“开中制”,商人运粮到北方换取“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山西地处北部边境,又有盐场,晋商凭借地缘优势得以崛起。而之后徽商的崛起则是得益于政策的改变,随着淮扬一带盐场的兴盛,商人被允许不必到北部边疆纳粮换取盐引,而可以在内地到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这被称为“折色制”,有地利之便的徽商因此崛起。由此可见,晋商、徽商等商帮的兴起是深受国家经济政策影响的,他们都曾经富可敌国,康乾年间,晋、徽商人的资产总和都超过了国库存银,可是在政治地位上,他们都非常的低下,而且制度性地受到政府的盘剥,因此,商人“不事蓄藏”,把大量资本从工商领域中撤出,用于奢侈消费,便成了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 企业家“商人精神”的缺失 经济观察报:中国商人历来是比较缺乏安全感的。历朝历代,出现过很多成功的商人,他们赚的钱越来越多,但却始终没有培养出一种“商人精神”。费正清曾经说过“中国商人较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商人赚了钱后,往往会希望子孙攻考科举。你在书中也认为“中国商人阶层似乎从来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他们在赚钱后,并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源源不断运回宗族乡里,购置土地,建造房屋,奢侈享受。所谓“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包括现在很多企业家也是这样的,他们希望子女能够做官,考公务员等等。你认为造成这种现象,即历代中国商人缺乏“商人精神”的原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想这仍然要从政商关系这个角度来看。自古至今,中国商人一直处于一个被贬抑的处境,他们可能富可敌国,交通权贵,但他们身在的这个阶层没有地位,“士农工商”,商处在较末一位,假如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得不到平等的对待和应得的尊重,商业精神又从何谈起?美国总统柯立芝曾说过一句话:企业就是我们的事业。正因如此,美国的企业家会得到认可、尊重。今天的中国,商人、企业家的地位虽有所提升,但从根本上讲没有变化。如果在中国,企业家仍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得到公平、尊重和保护,所谓的“商人精神”或“企业家精神”就只是一句空话。当今中国再成全球较大的奢侈品消费大国,有人视之为盛世的标志,我却不以为然,因为,在晚明、晚清乃至民国末期都非常奢靡,堪称“放纵的年代”,但也是败坏的开始。 经济观察报:你从票号的衰落中,得出一个规律:任何一个产业和企业,如果靠与政府的特权契约来获取利润,那将是非常危险而缺乏自主性的,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得失都是一瞬间的事。它只能是一项“生意”,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永续的事业。你认为这是一条在两千年的中国企业史上屡试不爽,但却不被公认的规律。这个道理太深奥了,能否结合当下,详细阐述一下? 吴晓波:在中国企业界,有一个话题常常被拿出来讨论,那就是“企业家应该离政府有多远”,它非常重要、现实而且敏感,因为,在政府手中,掌握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资源,比如政策、信贷、重要生产资料、行业准入资质等等。在宋代,政府已经通过买扑、钞引等方式向民间“出售”这些资源,到明清两代,更是形成了特许授权的制度,在今天,企业要做强做大,仍然需要得到政府的“政策倾斜”及扶持。因为资源操之于政府之手,被授权者又没有获得对等的契约资格,因此,后者的财富保有及增值便非常的不稳定,这便造成了两个景象,其一,民间商人集团被迫向政府索取特权契约,造成市场竞争的灰色和不公平,权贵食利阶层因此而孳生;其二,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受政策波动的影响非常巨大,存在强烈的不确定性。 经济观察报:两千年商业史,存在“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即中央集权统得太死,会导致工商业没有活力,而如果中国不执行中央集权制时,工商业会处在相当发达的状况,这样又可能导致中央政权的瓦解以及国家的分裂。这是一个悖论,怎么解决? 吴晓波:汉武帝的理财大臣桑弘羊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的儒生无法回答,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无法确切地回答。中国是世界上执行中央集权制度时间较为悠久的国家,历经两千年,治国者一直在探寻一种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制度,历代经济变法均因此而生,可惜始终不可得,在王安石变法之后,明清两代不得不“闭关锁国”,把民间力量打成一盘散沙,以五百年的停滞来维持帝国的稳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中国式的悲剧。中国本轮改革开放,是一次激活地方和民间的伟大试验,然而,随着活力复苏、财富倍增,集权的需求再次旺盛,近年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宛若历史的重演。面向未来的中国经济,必须直面这一古老的“桑弘羊之问”。 经济观察报:你自己说,写《浩荡两千年》只是用比较通俗的方式来描述中国工商业的历史,只是一个完成,不像写《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那样兴奋,是不是因为觉得历史太沉重了?因为整个写作是写政府和商人的博弈史,2000多年来政府和商人一直在博弈? 吴晓波:这些年来,我所有的写作,我对历史的所有好奇,都来自于当代的困顿。通过对两千年中国企业史的考察,我发现,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没有外患内乱,允许自由从商,30年可出现盛世,50年可成为较强盛国家,可接下来必然会重新出现国家主义,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权,必然造成国营经济空前繁荣景象。历史就这样一直循环不止,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而如何破解这个迷局,似乎目前仍未有很好的答案,面对这样的情形,确实会让人心生沉重。尤其是较近十年间,企业家阶层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是在增加,而是在下降,这是极其危险的局面,它直接造成了两个后果:其一,在经济的复苏过程中,对政府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改革失去了“假想敌”;其二,出现实体经济空心化、企业家阶层投机心态盛行乃至大规模移民等景象。我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机会走出这条“历史的三峡”? 经济观察报:《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创作完“中国企业史三部曲”,了解了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商业史,你较想和中国企业家共勉的话是什么? 吴晓波:在两千年国史上,商人阶层在某些时刻曾经非常的富有,但是可悲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独立的阶层,甚至他们自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国家进步的重要性。到今天,这一状况应该、而且必须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当今中国,出现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成熟而广泛的企业家集团和中产阶层,他们实际上已经构成为国家进步和稳定的核心力量之一,因此在未来的变革中,他们应该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他们应该有独立的价值观、有不依附的精神、有表达公共诉求的能力,我坚决地反对逃避和犬儒主义。只有在企业家阶层和公共知识分子阶层的双重推动下,改革才可能被重新启动。我们对中国的信心,其实全部地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信心。

内容摘要:士商融合是明中叶以降士商关系走向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儒贾相通”的观念应之而生,其内涵既肯定了商业开展的社会效益,又为双方对流互动提供了思想依据。大体说来,明代商人能够根据个人、家庭的客观条件或现实需要,在业儒与服贾间适当取舍,并在儒贾兼济的社会实践中培养起兴家利族的人生信条。很多商人还遵循儒家理念行事,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事务。正是基于这种儒家价值取向及对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明代商人的角色职能才得以充分展现,进而与士绅阶层一道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就此意义看,明代商人、商业同当时国家体制存在较大契合性,士与商的日益融合亦隐然显露出社会权力结构渐次向“绅商”共同支配体系演进的倾向。

俞敏洪:“草根”创业关键要能撑

作者:俞敏洪2107次浏览

作者:曹惺璧2478次浏览

关键词:明代商人;社会角色;士商融合;儒贾相通

滇池高尔夫球会,人头攒动,有坐公交车来的、有打的来的,也有自驾奔驰、宝马来的,众人只为一睹“留学教父”、“教师首富”——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的风采。

作者简介:

俞敏洪这个名字,大多数年轻人都知道。在一些大学生、留学人员以及白领的心目中,俞敏洪的形象就像榜样一般,他们“崇拜”俞敏洪。俞敏洪的“粉丝”甚至不允许你用“中性的语言”来描述俞敏洪。有人估算,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中,有70%是新东方的学生。昨日,俞敏洪登上云岭经济暨企业领袖高峰论坛,进行主题为《新东方思考——我们的机遇何在?》的演讲。

内容提要:士商融合是明中叶以降士商关系走向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儒贾相通”的观念应之而生,其内涵既肯定了商业开展的社会效益,又为双方对流互动提供了思想依据。大体说来,明代商人能够根据个人、家庭的客观条件或现实需要,在业儒与服贾间适当取舍,并在儒贾兼济的社会实践中培养起兴家利族的人生信条。很多商人还遵循儒家理念行事,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事务。正是基于这种儒家价值取向及对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明代商人的角色职能才得以充分展现,进而与士绅阶层一道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就此意义看,明代商人、商业同当时国家体制存在较大契合性,士与商的日益融合亦隐然显露出社会权力结构渐次向“绅商”共同支配体系演进的倾向。

“我没有准备PPT,因为都是朋友,还是聊天的方式比较好。”俞敏洪极富亲和力的开场白一下拉近了与听众的距离。尽管俞敏洪在一开始就谦逊地表示“我最擅长的是教英语,对于‘机遇’这个题目不能讲得很好”,但是在一个半小时的讲演中,他旁征博引、幽默诙谐、富有启迪的演讲内容不时赢得阵阵掌声。

  关 键 词:明代商人 社会角色 士商融合 儒贾相通

机遇之外因

  作者简介:常文相(1984- ),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有经商天赋的中国人遇到好时代 开放带来发展机会

  明代以来的士商关系及与其相关的社会演进趋势,一直是倍受关注的研究课题。大多学者认为,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繁荣导致社会秩序结构与思想意识发生变动,传统抑商国策和贱商观念受到冲击,商人阶层实力壮大,地位提高,士商关系渐由疏隔走向密切,出现相混互融甚至官商一体的现象。也有学者着重从国家制度或社会生活变迁的角度,提出政府的政策调整及士商共同参与的奢侈性消费促进了士商渗透,模糊了彼此等级界限①。总体而言,这些学者均参照“现代”社会如何生成的话语模式,以西方现代社会情态为标准,延续了学界以往将明清时代视为“封建社会”末期并力图揭示其自我解体倾向或过程的思路方法。在此类研究中,明清商人被判定为体现先进商品经济含义的群体,他们作为传统社会内部的异质因素,被赋予了促生新式生产关系和文化形态以引领社会进行体制变革的历史使命,因而其本质上与既有国家、社会体制构成了矛盾冲突。由这种预设出发,相关学者多注意探讨彼时商人能否突破旧有体制束缚,从而成长为具有独立阶级意识的社会力量。但中国并没有因商人地位的提升而形成发达的资本主义,于是研究最后就归结到明清商人依附、巩固现行社会体制的角色转变方面。在此视域下,所谓士商合流的根本后果实乃消弭了商人的阶级自觉意识,阻碍了商业自由发展,明清商人只能跟随传统政治体制一并没落。还有不少学者着眼于明清商人尤其是徽商“贾而好儒”的行为特色,探析他们对儒家价值理念的融通转化。不过与前述观点立意相近,相关研究在承认商人好儒对于商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又几乎一致指出其无法步入近代的局限性。如唐力行先生强调,徽州商人“以商业为功名进行价值观的整合”,并“把中国早期启蒙思想推到新的高度”,“汇入资产阶级启蒙思潮的历史洪流”,然其“先天便缺乏独立的品格”,“与传统政治势力更为紧密地粘合,使他们根本不可能成长为欧洲历史上的第三等级,从而成为封建制度的掘墓人”②。叶显恩先生认为,“徽商在把儒家的优秀文化传统落到实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贾道和营运型式”,但他们“始终以儒为体,以贾为用……走到传统商业的边缘而止步”,“根本的原因是浸透尊卑等级的家庭伦理,及其制约下的‘官本位’价值观”③。近年来,赵轶峰先生以中国历史为研究主体,在正面考察其总体形态、演变特征基础上,提出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该说认为此时的中国是一个在“中央集权的帝制体系”下展开的以“农商为本”的社会,帝制体系包容了农业生产、商品交换等在内的多元混合经济,不仅“与商品经济繁荣可以并行”,且随着商业化程度愈渐增强,在社会组织方面“最居优势地位的是士、商两个阶级”,“士与商的融合在日益发展中,这迟早会造就出某种‘绅商’治国的局面”④。由此视角看,不仅商人、商业是既有社会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在结构要素并同帝制体制存在较高契合度,且当时士商、儒贾之间的基本关系亦非必然对立,士商融合过程本身体现的正是商人在帝制框架内与士绅阶层的并存交融。这其实引出了关于明清商人与传统社会到底呈现出何种关系的重新思考,同时提出了分析商人角色地位及士商融合现象社会含义的新思路。本文从考察明中后期士商融合的现象切入,通过分析商人的职业选择、价值取向及社会参与程度,说明其自身角色同既有国家、社会体系的契合性,并尝试对士商融合所展现的社会含义作出讨论。

俞敏洪的“机遇”论调从“包容”与“对外开放”谈起。

“我们只要稍微看一下全世界任何文明的繁荣点都有一个要素,就是其中文化交融没有障碍,也就是说它的整个心胸是开放的。”俞敏洪说,看我们中国人民现在的心胸开放不开放,我们非常开放,为什么?我们其实现在既没有体制的限制,也没有思想观念的限制,也没有宗教的限制,我们可以去接纳任何的文化,我们可以把几个不同的文化放到一起去。之所以我们以前没有做到开放,是因为整个体制的封闭,比如说改革开放以前。

俞敏洪认为,现在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好机遇的时期。他举例说,中国最开放的时代是唐朝,唐朝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引到了中国,当时在唐朝,外国人在各地的居住人数达到30万,当时外国在中国做官的人数有3万,可见唐朝的开放。开放的形势更是成了气候。“我们现在所说的改革开放,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我们现在很开放,开放到全面地接纳西方文化、饮食、生活习惯、管理理念等等,很多企业家都到国外去学习,尽管我认为只能学到皮毛,但都表现了中国的开放姿态。”俞敏洪说。

民间资本需要更大的空间

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会不会做生意成了俞敏洪思考的问题。“从中国历史来看,尽管中国历史上不断鄙视商人,但是我们发现中国人真的非常具备做商人的天赋。这个天赋从某种意义上一点不比犹太人差。”俞敏洪说,大家知道,犹太人只占世界1%的人口,但是占据了世界三分之一的财富。我认为未来世界财富的另外一个三分之一一定会在中国人手里,大家可以看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有多少企业家原来是做过生意的或者是生意家族出身的?不多。但是中国小小的香港和台湾,两个地区出了多少世界级的富豪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天生能做生意。

有了好的生意经,民营企业在近30年的发展中不断壮大就是理所当然。“改革开放30年出了那么多企业家,民营企业的经济总量以及上交的国家财政收入占到国家总收入的50%以上,就可以看到民营企业的力量。”俞敏洪说,但是也有一个可惜,可惜在什么地方呢?到现在为止,中国的不少领域依然没有让民间资本放开手来做生意。“我发现,美国在金融危机中国家力量拼命的介入,是因为美国把民间的力量百分之一百地用尽以后,一点办法没有了,而中国国家的力量用得非常非常多,我们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包括现在四万亿人民币的投向都是以国家为主的。民间力量大概只用了10%。”

“有一个好处,中国目前的政治是处在比较稳定的状态,而且我们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继续稳定下去,这就为中国在世界商业和世界地位上立足赢得了难得的时间。”

机遇之内因

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不要抱怨

“坚持是因为别无选择”

谈到创业,俞敏洪说,我们都是草根创业的,创业者要明白自己现在的状态,在自己能够投入的资金条件下,给自己足够的时间,而不是选择抱怨。“我们坚持下去,并不是因为我们坚强,而是我们别无选择。如果你不这样走,你就只有死路一条,如果你坚持走下去,你的结果是辉煌。”

俞敏洪的创业之路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在创业之前,作为北京大学教师的俞敏洪被以“打着北大的旗号私自办学”的名义做出处分,俞敏洪只得选择离开。“学校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却充满了感激。”俞敏洪如此解释:“如果一直混下去,我现在可能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

被“逼上梁山”的俞敏洪,从此走上了不归路,“别无选择”的路子得以继续上演。

诚信才有机会

对于诚信法则的珍视同样是俞敏洪坚持的。关于诚信,俞敏洪说:“我们中国强调诚信,但是因为中国的社会进程非常快,商业的组建却还没有达到标准,所以就会有坑蒙拐骗的现象出现。”“在以往发展过程中,有过不诚信的原罪,是正常的。”

“一个人最大的危机是,做事的时候别人对你不信任。”俞敏洪说,所以,人要具有向善性,第一是定规矩,第二就是鼓励,就是定的规矩一定不能破,不然人们就会觉得不知道你的规矩是什么样的,所以有规矩同时又善于鼓励的人是很容易出息的,反而几率就非常小。当诚信和鼓励都到位的时候,这个体制就建立起来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将来的诚信体制一定会逐渐地建立起来,这是需要时间去建立的。”他说。

机遇之所在

平民社会 谁都有机会

俞敏洪认为,在中国,机会有两个自相矛盾的倾向。一个倾向是中国处于大发展大变革之中,所以能够得到的机会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另一个倾向是中国人口众多,每个人得到的机会就比较少,所以竞争十分激烈。

具体来说,任何一个大改革、大发展的时期就是社会变革时期,不管这个变革是有序的还是无序的。一旦社会变革,就像流动的水一样,会给无数的鱼创造生存的机会和食物。中国现在就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有句古话叫做“乱世出英雄”,尽管现在中国不是乱世,是一个在有序的状态下进行的大变革。但在这种大变革时期,中国给人们提供的机会是相当多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平均分摊到每个人身上的机会就相对减少。比如说,中国录取的大学生人数现在每年以近20%的速度递增,但是大家发现,大学生毕业以后难找工作。今年就有20%多的大学生毕业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现在毕业已经两三个月了,还在到处游荡。俞敏洪说,很多人到大学毕业为止,一直都不是社会人,一直都是学生。由于学生生活和社会生活很不一样,所以进入社会以后就很容易被社会所排斥。因此,一般来说,一个中国学生毕业后要在社会上经历三到五年才知道自己到底怎样才能够适应社会,到底怎样才能在该让步的时候让步,该坚持的时候坚持,怎样才能以最得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并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俞敏洪提醒大家,得不到资源的,也不要天天抱怨,“真正做事情的人是不会抱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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